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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人類要生存、繁衍，絕對離不開水。人類社會的演替和發展以及其相對應的水文化也都離不開自然生態水環境所提供的客觀基礎。
　　一、我國水利工程與水文化的內涵
　　從古至今，在各項水利工程建設和各種水利事業中都必然要創造與其相適應的水文化。而各個時代和各個時期的水文化，又反過來促進人類對自然生態水環境的重新認識，并把這種觀念、思想、行為、價值觀等反映于水利工程建設和所從事的水利事業工作中，形成新型的對應于這種水文化時代或時期的水利工程和水利事業。因此，水利工程、水利事業與水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是一種持續演替發展的辯證耦合統一。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水文化是人類對人類社會各個時代和各個時期水環境觀念的外化，是人類為適應自然生態水環境與滿足興利除害需求的一種方式，也是人類指導自身行為和評價水利工程、水利事業的準則，以及人與人之間對于在從事水利工程建設和水利事業工作活動中，進行經驗交流和總結與評估其效果、效益及其價值的準則。同時，水文化也反映著人類社會各個時代和各個時期一定人群對自然生態水環境的認識程度，以及其思想觀念、思維模式、指導原則和行為方式。中國的水利工程、水利事業與水文化具有我國民族的特點。我國水利工程、水利事業與水文化之間的關系是，中華民族自古迄今在對于水的領悟規律過程中所建立起來的帶有獨具中國特色的觀念，從而形成我國水文化的重要內涵之一。
　　二、我國水利工程與水文化的歷史沿革與演變
　　我國治水歷史非常悠久，治水經驗十分豐富，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
　　1．我國秦代以前的水文化
　　我國水利建設歷史可追溯到四千年前，由遍布我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遺址可以明顯地看出，遠在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這些遺址都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在全國幾乎每處江河、湖泊和宜牧草原，都有先民活動的遺跡分布在這些水源的附近。可以說明，原始社會人類活動的分布都是與水源的分布共生的。世代相傳的大禹治水，就是典型的原始社會的水文化。傳說鯀用堵法治水失敗，只好自沉于羽淵，化為玄龜；而禹因受啟示于龜背文（紋），用疏法治水獲得成功；《洛陽記》載，“禹時有神龜，于洛水負文列于背，以授禹。文即治水文也。”致使后人在治水之前，均祭祀神龜，治水中，澆注大龜，以鎮水妖，永保平安。
　　我國進入奴隸社會，有記載可查考的最早的水利設施約在公元前兩千年前，典型的河南登封龍山文化，就有鑿井技術和陶制排水管道的記載。到公元前1600～前1100年前后，商代有關水利工程的文字記載了溝洫井田制度。公元前1000年前后，西周時期，已有蓄水、灌排、防洪等水利工程、水利事業的記載。特別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秦國郡守李冰興建都江堰工程，鄭國修建的鄭國渠（即現在的涇惠渠前身），楚國修建的芍陂等，至今仍存在，經擴建、改造和發展，繼續為人民造福。在黃河下游兩岸，各諸侯國自筑防洪堤防，“壅防百川，各以自利”，以堤防保護本國，又以鄰為壑，彼此“水攻”。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才廢止了“水攻”，統一了全國水政。這些都表現出我國奴隸社會時期水文化的主要特征。
　　2．我國秦代以后的水文化
　　在秦代以后，我國進入了長時期的封建社會，其中經歷了三次統一與三次和平時期，從而也帶來了三次水利的大發展和人口的大增加，相應地，我國水文化也經歷了三次大演變和大進展。
　　（1）秦漢時期
　　秦始皇統一中國，為統一治理江河，發展灌溉創造了條件。此時期的水文化為適應自然、滿足人口增加及安居樂業的需求，對江河堤防實行“決通川防，夷去險阻”；水文化的代表性灌溉工程有關中的鄭白渠、成國渠，以及為開拓嶺南修建的靈渠，使湘漓通航。自漢代起，為鞏固國防，在西北屯邊墾殖，開發了青海的湟水流域、寧夏的河套地區和甘肅的河西走廊。
　　（2）隋唐宋時期
　　隋煬帝修通了南北大運河。特別是唐朝，國泰民安，長江流域大規模開墾荒地，修筑圩垸，以及荊江和漢江堤防；塘堰灌溉遍布，并已有提水灌溉，灌溉面積大為擴大，作物單產和總產大大提高。公元1069年，宋神宗時期，支持王安石變法，水文化出現了《農田利害條約》法令，設立了農田水利官，“四方爭言水利，古陂廢堰，悉務復興”。北宋徽宗，提倡圍湖造田。南宋時期，珠江口大規模修堤圍墾，太湖、浙東建設海塘，以及著名于后世的蘇北以范仲淹命名的“范公堤”等。唐詩、宋詞，人文傳記和小說興盛，以及李白、杜甫、王羲之、柳宗元等詩詞和書法家都給后世留下了大量有關水利方面的文筆墨跡。此時期的水利工程與水文化相互交融，充分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面貌。
　　（3）元明清時期
　　到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全國人口已達4.1億，耕地面積達0.73億hm2，復種指數達110%，這些均得益于水利工程和水文化的發展。如元代屯田，不僅在西北，而且還擴展到東北和西南邊疆。公元1542年，明嘉靖二十一年，更把荊江大堤連成整體，又修筑武漢市堤、黃廣大堤，以及安徽同馬大堤和無為大堤，康熙和雍正年間，又撥專款修筑湖廣堤圍，修堤圍墾極盛，即“湖廣熟，天下足”。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西游記等名著中，都有很多有關水的精彩描述。水文化充分反映了封建盛世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
　　3．近代水利與水文化
　　我國近代水利始于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后。我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內亂不已，外侮日深，導致國力大大衰退。世界上一些國家經歷了工業革命后，促進了科學技術的大發展，新技術、新材料和新工藝大量涌現；但我國卻因長期受封建統治遺留下來的思想觀念影響，保守固執，因循守舊，致使水利事業停滯，水利工程效益銳減。不過此時我國也有不少有識之士憂國憂民，獻身水利，運用近代科學技術和材料興修水利工程，以減輕水旱災害。其中以李儀祉先生為代表，在楊虎城將軍的支持下，建成了我國第一個大型灌區涇惠渠，以及渭惠渠和洛惠渠等灌區，成為當時我國水文化的主要民族特征。
　　因此，水利、水利工程與水文化緊密關聯，充分體現著各個時代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體現了人類為適應自然環境、適應當時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以及在滿足興利除害要求活動中所創造的水利、水利工程和水文化所包含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以及行為文化和制度文化。
　　4．新中國成立后的水文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我國水利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雖然在江河中下游及湖海周邊，興修了大量堤防和圍墾工程，但均無水庫調節，蓄洪、滯洪處于自然狀態，圩垸零亂分散，防洪排澇能力很低。灌溉面積雖有0.16億hm2，并有都江堰大型灌區等古代水利偉大成就，但灌溉技術十分落后，而且絕大多數灌區仍然依靠小型塘堰和人、畜、風、水力設施，工程極其簡陋，灌溉保證率很低。總之，在新中國成立以前的30年間，水利建設停滯倒退，水旱災害頻仍，如1915年珠江流域大水災，堤圍潰決，廣州城被淹。1920年秦、豫、冀、晉、魯省大旱，災民2000萬，死亡50萬。1921年江淮大水。1928年華北、西北、西南13省525個縣大旱。1929年黃河流域各省大旱，災民3400萬。1931年江淮和1933年黃河大水，1935年黃河南岸決口，漢江、漓水等支流大水。1938年國民黨在花園口決開黃河大堤，豫皖蘇3省44縣市5.4萬km2一片汪洋，等等，直到1949年人均占有糧食僅209kg，遠不能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至今，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一貫重視水利建設。早在1950年周總理就提出“興修水利，我們不能只求治標，一定要治本”。經過50多年的艱苦奮斗，現在我國水利面貌發生了巨大歷史性的變化，“其功不在禹下”，中國現代的水利科學技術，中國的水文化比大禹創造的功績更大，許多水利工程都已聞名于世界，如三峽工程、治淮、治黃和長江防洪工程等，全國灌溉面積達0.53億hm2，中國以全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全世界22%以上的人口。
　　進入21世紀，黨中央又多次強調，水利不僅是農業的命脈，更是社會發展和國民經濟的基礎設施，要放在優先發展的位置上，又強調“水是人類生存的生命線，也是農業和整個經濟建設的生命線”，要求把解決水的問題“作為我國跨世紀發展目標的一項重大戰略措施來抓”。水利部還提出了由工程水利向資源水利轉變，由傳統水利向現代水利和可持續發展水利轉變的思路；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發揚優良傳統，進一步提高水利管理水平，培養具有更高思想境界和創新精神、掌握現代先進的科學技術的高水平的人才，以不斷提高水利工程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水文化即將展現出更加奪目的光采。
　　三、我國水利工程與水文化的辯證耦合統一
　　我國水利工程與水文化的歷史沿革與演變，充分表明，水、水利、水文化是民族之淵，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且與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其具體表現為：
　　（1）水利、水利工程與水文化的靜態與動態的辨證耦合統一。
　　（2）水利、水利工程與水文化的時間與空間的辯證耦合統一。
　　（3）水利、水利工程與水文化的水利與水害的辯證耦合統一。水利、水利工程與水文化既興利又除害，但不恰當的水利與水利工程也會造成對水環境和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和危害，從而相應地使水文化遭受挫折與損害。
　　（4）水利、水利工程與水文化的供水與需水、用水的辯證耦合統一。當前，我國大力推進全民節水，發展節水農業，強化節水灌溉，在不斷提高農業用水利用率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同時，逐漸降低農業用水量，減少灌溉用水量的損失與浪費，根據當地水資源狀況和生物需水、用水規律，建立適應現代經濟社會和現代農業發展需求的新型農業供、需、用水機制，以緩解我國目前的水資源危機，滿足農業生產和生活對水的日益增長的需要，保障我國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并為我國農業以及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保證。這正是現代水利、水利工程與水文化的重點和中心任務，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思想意識觀念和行為準則。